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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老赵，”王主任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搁，语气缓和了点，“我知道你是为了病人好。在座的谁不是为了病人好？

    但这个方案牵涉到的人太多，风险面太大。你说她行，我相信你不是随便说说。但‘相信’这两个字，在这种病例面前不够用，我们需要的是确定性，你能给我们吗？”

    问题抛回给赵学礼，不是刁难。

    大家的目光落在赵学礼身上，没有了之前质问的火气，倒多了几分郑重。

    他是真的希望赵学礼能拿出点什么来，一纸成功的先例，一份详实的操作预案，哪怕是一个能让他们稍微放下心来冒这个险的理由。

    沈青梧自己都说了，方案是有风险的，最坏的结果是弹片朝相反方向移位，病人连手术台都等不到。

    她不可能打包票，也不会打包票。

    也正因为如此，她给不了他们想要的“确定性”。

    赵学礼手里也没有能证明她这套方案切实可行的现实例子。

    军区医院老兵身上的弹片移位操作是事实，但那是四肢，不是纵隔。

    从四肢到纵隔，从肌肉间隙到主动脉弓外膜，中间隔着的不是一步两步的距离，是生与死的鸿沟。

    光有方案，没有先例，说服力不够。

    赵学礼坐在长条桌顶头，听完所有人的话。

    王主任的担心，老郑的沉默，旁边那几位提到“上头”时在座所有人脸上微妙的表情变化，全看在眼里。

    “诸位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沈青梧年轻，资历浅，没有在纵隔位置做过弹片移位。这台手术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，不管谁来主刀、谁来配合，风险都不会消失。

    上头盯着也好，不盯着也好，病人躺在那儿，弹片嵌在主动脉弓旁边，这些事实不会因为多几个人盯着就有所改变。”

    “你们说她的经验不够，这点我同意，但经验是相对的。在主动脉弓旁边促使弹片移位的经验，她没有，我们谁有？

    这个会议室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做过类似的操作？”

    没有人接话。

    “再退一步，你们担心上头追责，那我想问一句。如果我们因为风险太高、没有先例、操作的人太年轻，就直接放弃这个方案，继续耗着，等到弹片穿透血管壁的那一天，上头问起来‘协和的专家组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措施’，怎么答？

    说我们在开会讨论？说我们觉得一个年轻大夫的方案不够稳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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